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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韩非

    出生日期:约公元前280--前233年）   出生地:河南省新郑市   民族:汉族   职业:思想家、哲学家、阴谋学家   主要成就:法家思想之集大成者、谋权术、心理战、君主专制主义理论

解读了韩非子学说的基本思想之后，我们不禁要问，战国时代的中国，为什么会产生这样一种学说？
每一种学说的产生都有其特定的文化土壤，都与某个、某些或者某类人物的活动有着密切关系。那个时代的中国人，饱受战争创伤之痛而且不知所终，每个智者的灵魂都仿佛悬于半空之中，难以对历史演进的逻辑作出终极意义上的理性阐释。
在中国式的从万国到一国的历史脚步声中，以韩非子为代表的法家，他们以自己的方式，在无数历史的缝隙间进行着艰难的探索与寻找，最终为结束战国时代群雄争霸的割据状态实现了思想上的重大突破。
然而，这一切都充满了血腥与残暴，许多人为之付出了生命的代价。韩非子作为无所不知的清醒者，他在以极端化的个人语境为皇权政治作出理论准备的同时，也为自己的悲剧人生埋下了伏笔，连司马迁也悲其“为说难而不能自脱”——任由自己的生命在自知自导的悲剧中殒落。也许，这注定是一幕悲剧。
如何才能解读韩非子的悲剧人生？

韩国面积不大，夹在秦、魏、楚之间，经常遭遇大国的攻击，其中尤以秦为主要敌人。从前403年韩景子受周室册封为诸侯到前230年韩被秦所灭共179年间，韩国遭到秦国大规模攻击近20次，受魏攻击4次。加上合纵连横参与的战争，一共发生40余次战争，平均每4年就要投入一场战争，而且，绝大多数都是以战败而告结束，国力消耗极大。作为小国，韩国不得不在大国间窥测风向，捕捉时机，有时联秦抗楚，有时与齐、魏抗秦，有时又同秦击齐。不论是合纵，还是连横，韩国总是首当其冲，大受其害。如果参加合纵，就得带头攻打强大的秦国；如果连横，就得首先向秦国表示臣服，到头来又要遭到山东诸国的打击。弱国无外交，更无尊严可言。前251年，秦昭襄王去世，其他诸侯国都派将相前去吊唁，而韩桓惠王则披麻戴孝，像孝子一样前往祭奠。

韩非子作为公室诸公子之一，对这种“主辱臣苦”的局面感到痛心疾首。他亲眼目睹了韩国的衰弱，并且深悉那些导致韩国衰弱下去的原因。韩国在国际上的弱势地位，其实与内政的黑暗、腐朽有着极大的关系。“重人也者，无令而擅为，亏法以利私，耗国以便家，力能得其君……大臣挟愚污之人，上与之欺主，下与之收利侵渔，朋党比周，相与一口，惑主败法，以乱士民，使国家危削，主上劳辱，此大罪也。臣有大罪而主弗禁，此大失也。使其主有大失于上，臣有大罪于下，索国之不亡者，不可得也。”《韩非子·孤愤》）所谓的重臣，就是没有君主的命令而擅自行动，破坏法令而为自己牟利，耗费国财以便利自家，他的势力能够控制君主……大臣挟持了愚蠢腐败的徒众，对上和他们一起欺骗君主，对下和他们一起搜刮侵害掠夺百姓的钱财，结党营私，狼狈为奸，互相统一口径，随声附和，迷惑君主，败坏法纪，以此扰乱民众，使国家遭遇危险、国土被侵占，君主忧劳屈辱，这就是严重的罪行。臣下有了严重的罪行而君主不去禁止，这就是大的过失啊。假使一个国家的君主在上面有大的过失，臣下在下面有严重的罪行，想求得国家不灭亡，是不可能的。

贵族集团把持朝纲、宫廷政变此起彼伏、新法与旧法杂陈、社会秩序混乱不堪。韩国就像是一个历史标本，极大地开启了韩非子的心灵世界。“非见韩之削弱，数以书谏韩王，韩王不能用。于是韩非疾治国不务修明其法制，执势以御其臣下，富国强兵而以求人任贤，反举浮淫之蠹而加之于功实之上。以为儒者用文乱法，而侠者以武犯禁。宽则宠名誉之人，急则用介胄之士。今者所养非所用，所用非所养。悲廉直不容于邪枉之臣，观往者得失之变，故作《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十余万言。”（《史记·老子韩非列传》）韩非看到韩国渐渐衰弱下去，屡次上书规劝韩王，但韩王没有采纳他的意见。当时韩非痛恨治理国家不致力于修明法制，不能凭借君王掌握的权势用来驾驭臣下，不能富国强兵寻求任用贤能之士，反而任用夸夸其谈、对国家有害的文学游说之士，并且让他们的地位高于讲求功利实效的人。他认为儒家用经典文献扰乱国家法度，而游侠凭借着武力违犯国家禁令。国家太平时，君主就宠信那些徒有虚名的人，形势危急时，就使用那些披甲戴盔的武士。现在国家供养的人并不是所要用的，而所要用的人又不是所供养的。他悲叹廉洁正直的人不被邪曲奸枉之臣所容，他考察了古往今来的得失变化，所以写了《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等十余万字的著作。

韩非子显然受到了极不公正的对待，在逆境之中，韩非子看到了常人看不到或不愿看到的政治阴暗面。无论是宗法政治的残酷、血缘亲情的虚伪，等等，均一览无余地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作为贵族统治集团内部极少数的痛苦的清醒者，他把不公正的对待以更加极端的方式展现在世人面前。

由于报国无门，韩非子只能将自己的才华用深刻尖锐、雄奇而不失华丽的文字展示出来。《孤愤》篇所展示的正是韩非子内心世界的真实写照。“孤愤”，即孤独、愤慨。韩非子在文中自比“法术之士”，他在贵族重臣把持的国度，深深地感到了孤独和危险。“法术之士欲干上者，非有所信爱之亲、习故之泽也，又将以法术之言矫人主阿辟之心，是与人主相反也。处势卑贱，无党孤特。夫以疏远与近爱信争，其数不胜也；以新旅与习故争，其数不胜也；以反主意与同好争，其数不胜也；以轻贱与贵重争，其数不胜也；以一口与一国争，其数不胜也。法术之士操五不胜之势，以岁数而又不得见；当涂之人乘五胜之资，而旦暮独说于前。故法术之士奚道得进，而人主奚时得悟乎？故资必不胜而势不两存，法术之士焉得不危？其可以罪过诬者，以公法而诛之；其不可被以罪过者，以私剑而穷之。是明法术而逆主上者，不僇于吏诛，必死于私剑矣。”这段话的意思是说：想求得君主任用的法术之士，没有被信任宠爱的亲密关系，也没有亲近熟悉的老关系的那种恩泽，又想用有关法术的言论来矫正君主偏袒邪恶的思想，这种做法与君主的意志是相反的。他们所处的地位卑下低贱，没有党羽，孤独无依。拿关系疏远的人与关系亲近、受宠爱信任的人相争，从情理上讲，就是竞争多次也不能取胜；拿新来的游士与亲信老关系相争，从情理上讲，就是竞争多次也不能取胜；拿违反君主心意的人与投合君主爱好的人相争，从情理上讲，就是竞争多次也不能取胜；拿职务轻、地位贱的人与地位高贵、官职重要的人相争，从情理上讲，就是竞争多次也不能取胜；拿孤立无援的一张嘴与全国都为他说好话的人相争，从情理上讲，就是竞争多次也不能取胜。法术之士处在这五种不能取胜的形势下，而且时间长得用年度来计算也还见不到君主一面；当道掌权的人凭着这五种能取胜的条件，而且从早到晚每时每刻都能够在君主面前劝说。所以法术之士靠什么门道才能得到任用，而君主到什么时候才能得以醒悟呢？所以，法术之士所凭借的条件一定不能取胜而客观形势又决定了他们不能与权臣同时并存，这样一来，法术之士怎么会不危险呢？他们之中可以用罪名来加以诬陷的，就凭着国家法律来把他们杀掉；他们之中不能强加以罪名的，就用私门豢养的剑客来了结他们。这样看来，精通法术而与君主思想不一样的人，不被杀于污吏的惩处，必然就死于剌客的暗杀。

“万乘之患，大臣太重；千乘之患，左右太信：此人主之所公患也。”（《韩非子·孤愤》）拥有万乘兵车大国的祸患，是大臣的权势太重；拥有千乘兵车小国的祸患，是君主对身边侍臣太信任。这是君主的共同忧患啊。因此，韩非子非常清楚自己作为“法术之士”的历史使命：“智法之士与当涂之人，不可两存之仇也。”（《韩非子·孤愤》）懂得治国之术的人以及执行法令的法术之士与当朝掌权的重臣，是不可以同时并存的仇敌啊。

在韩非子看来，法术之士与当权者是势不两立的仇敌，当权者是法术之士的革命对象，而当权者凭借权势却能够轻而易举地置法术之士于死地。这显然是一种极不对称的关系。“无党孤特”的一个人的反抗，所面对的是一个庞大的政治集团，甚至可以说是一个人与一个时代的对抗。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尖锐斗争，是几乎等同于革命的改良。这场斗争能否取得成功，首先取决于能否得到君主的支持，而诸侯国的君主们不是被蒙蔽，就是被集团势力所左右，法术之士欲在危机四伏中杀出一条血路，这是何等困难的事？这正是韩非子感到孤独、愤怒乃至于仇恨的根本原因。

韩非子非常清楚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想要实现的目标以及他所面临的危险。对于可能遭受的悲剧命运，他丝毫没有退缩，反而十分坚定。他在与堂谿公的对话中表达了自己义无反顾的立场。“堂谿公谓韩子曰：‘臣闻服礼辞让，全之术也；修行退智，遂之道也。今先生立法术，设度数，臣窃以为危于身而殆于躯。何以效之？所闻先生术曰：“楚不用吴起而削乱，秦行商鞅而富强。二子之言已当矣，然而吴起支解而商君车裂者，不逢世遇主之患也。”逢遇不可必也，患祸不可斥也，夫舍乎全遂之道，而肆乎危殆之行，窃为先生无取焉。’韩子曰：‘臣明先生之言矣。夫治天下之柄，齐民萌之度，甚未易处也。然所以废先王之教而行贱臣之所取者，窃以为立法术、设度数，所以利民萌便众庶之道也。故不惮乱主暗上之患祸，而必思以齐民萌之资利者，仁智之行也。惮乱主暗上之患祸，而避乎死亡之害，知明夫身而不见民萌之资利者，贪鄙之为也。臣不忍向贪鄙之为，不敢伤仁智之行。先生有幸臣之意，然有大伤臣之实。”（《韩非子·问田》）堂谿公对韩非说：“我听说遵循古礼、讲究谦让，是保全自己的方法；修养品行、隐藏才智，是达到顺心如意的途径。现在您立法术，设规章，我私下认为会给您生命带来危险。用什么加以验证呢？听说您曾讲道：‘楚国不用吴起的主张，而国力削弱，社会混乱；秦国实行商鞅的主张而国家富足，力量强大。吴起、商鞅的主张已被证明是正确的，可是吴起被肢解，商鞅被车裂，是因为没碰上好世道和遇到好君主而产生的祸患。’遭遇如何不是一定的，祸患是不能排除的。放弃保全自己和顺心如意的道路而不顾一切地去干冒险的事，我认为这是不可取的。”韩非说：“我明白您的话了。整治天下的权柄，统一民众的法度，是很不容易施行的。然而之所以要废除先王的礼治，而实行我的法治主张，是由于我抱定了这样的主张，即立法术、设规章，是有利于广大民众的做法。我之所以不怕昏君乱主带来的祸患，而坚持考虑用法度来统一民众的利益，是因为这是仁爱明智的行为。害怕昏君乱主带来的祸患，逃避死亡的危险，只知道明哲保身而看不见民众的利益，那是贪生而卑鄙的行为。我不愿选择贪生而卑鄙的做法，不敢毁坏仁爱明智的行为。您有爱护我的心意，但实际上却又大大伤害了我。”

韩非子骨子里有一种刚劲正直的“死士”精神。“智术之士，必远见而明察，不明察，不能烛私；能法之士，必强毅而劲直，不劲直，不能矫奸。”（《韩非子·孤愤》）通晓治国之术的人，必然是有远见而能明察秋毫的人，如果不能明察秋毫，就不能洞察营私舞弊的阴谋诡计；能执行法令的人，必然是刚强坚毅而刚劲正直，如果不能刚劲正直，那就不能纠正违法乱纪的罪恶活动。
韩非子虽处国家危难之际，却无法施展报国之志；虽怀绝世的经国之术，却被迫沦为无人喝彩的“孤臣孽子”；虽为天才的政治思想家，却也是身心俱残的人格扭曲者。韩非子才华横溢，但因为口吃而不善言谈。司马迁说他“非为人口吃，不能道说，而善著书。”韩非的文字，转折多变，中间穿插大量的比喻，夹杂着很多寓言故事，他把自己对于奸臣的仇恨化作一篇篇战斗的檄文。韩非子的文章不仅在韩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而且流传到其他诸侯国，引起了秦国国君赢政的关注。“秦王见《孤愤》、《五蠹》之书，曰：‘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史记·老子韩非列传》）秦王见到《孤愤》、《五蠹》这些文章，说：“唉呀，我要见到这个人并且能和他交往，就是死也不算遗憾了。

秦王嬴政对于一个见之而“死不恨”的人却轻率地下了毒手——如果没有他的默许，至少他可以容忍别人去杀害韩非子，那么，显然是没有人敢于对韩非子下毒手的，这实在是人们无法想象的事。秦王嬴政要是真的那么深爱韩非子的才华，李斯等也不敢贸然使其自杀。
太史公说秦王嬴政因“得见此人与之游”而急于攻打韩国，然而，最终却让韩非子死于非命，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历史上对于韩非子之死有很多种说法，最有可能的原因之一是韩非子为韩国的利益而死。从《存韩》篇中可以看出，韩非子竭力主张秦国先攻打赵国而保存韩国，而这个主张正好成为李斯等谗害韩非子的理由。实际的情形可能是，当秦国准备进攻韩国时，韩王利用秦王嬴政对于韩非子的赏识，而派遣韩非子出使秦国。也许是由于韩非子过于急功近利，操之过急，在游说秦王时言语尖刻而获罪，最终惨遭毒手。与深谙官场权术的李斯、姚贾相比，韩非子不过是一介书生而已。

韩非子悲剧命运的根源是什么？

韩非子并不是真正自由、独立的思想家，他受制于，或者说是受雇于一定的政治集团利益，甚至也可以说，他就是这个政治集团的组成者，人生价值只能体现于这个集团的成败得失。因而，他只能属于政客，他的思想也是为其政治利益服务的。在强烈的功利主义驱使下，韩非子正如庄子笔下那种将要送到大庙的那种待宰的小牛！他的全部思想感情、生活目标、人生方向皆源于此。从《初见秦》篇中完全可以看出韩非子对于政治功利主义所充满的激情。他说自己希望见到秦王，并愿意献上统一天下的计策。作为投机者，他认为秦王之所以没有成就霸王之名，主要原因是“谋臣皆不尽其忠”以及“拙”于战争，使得秦王丧失了三次称霸的机会。在其到秦国立足未稳之际，就拉出与“奸臣”势不两立、一决高下的架势，一下子就将李斯等人，也将自己逼到了死角。此外，《初见秦》篇中还暴露出韩非子一副战争狂人的嘴脸。他过度强调了战争的作用，认为它是关系国家存亡的大事，必须战战栗栗地对待战争。
韩非子正是急切地要成为那种小牛的人。战国时代，士阶层与君主之间的关系原本最为融洽，而在此后从秦至清的皇权专制主义时代再也不可能重现那种相对和谐的关系，然而，他却大谈“辩说之难”。显然，他的理想主义在现实世界里是很难找到的，他试图实现的目标是他自己的能力根本达不到的。为了现实中难以找到的理想目标，他不惜飞蛾扑火，以身殉法。也许，这正是韩非子人生悲剧的真正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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